【专题】我的老师谢孝思先生

吾师谢孝思（1905-2008），字仲谋，贵州贵阳人，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系，师从汪采白、吕凤子。是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。出版著作《黄齐生先生传》、《谢孝思书画集》、《槿花楼诗文集》（与刘叔华合著）、《谢孝思刘叔华书画集》等等。上世纪30年代孝思先生曾任贵阳达德学校校长，与黄齐生先生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1939年起，先后在社会教育学院、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等校任教授。1953年受任苏州市文化局长兼园林修整委员会主任，并历任全国政协委员、苏州市政协副主席、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、民进苏州市主委等职。
  借古人怀乡幽思 启学生爱国之情
  我受教于孝思先生是15岁在达德中学就学时代，时值1935年日本侵占我华北，形势紧张，而我已初步接触了一些爱国进步思想。上女师读初中时，觉得学校封建传统很深，家长制作风浓厚，学生动辄得咎，常受斥责处罚。我入学不久即感到很不自在，与大姐兰徵所在的达德对比之下，心情更加不快。初二那年，记不起为了何事，我在课堂上得罪老师又不肯认错而被除名。这时大姐已以优秀成绩从达德初中毕业。幸得她找了达德学校周杏村校长和谢孝思先生说情，允许我到达德初三插班。我这才得把初中读完。

达德是私立学校，1901年由黄干夫、凌秋鹗、黄齐生创办，名达德书院。1904年成为达德学堂，对教育进行了诸多改革。自1917年始，黄齐生先生倡导并率领贵州自费和半官费生（包括孝思先生的同学齐生先生外甥王若飞）东渡日本留学，以后又赴法国勤工俭学。齐生先生在欧洲三年游学期间，与共产党元老蔡和森、徐特立等交厚。回国后，齐生先生曾任达德学校校长，1936年孝思先生接任达德校长。正是由于这些影响，达德学校成为贵州一所有民主爱国传统的学校，这里处处令人感受到与女师迥然不同的自由、舒适的气氛。

当年孝思先生是我们年级的级任和国文教员，几乎每天都有他的课。由于是级任先生，与学生接触较多，很是平易近人，和霭可亲。我们班上同学40名左右，其中8名女生（达德是男女合校，这也是贵州当年的），我入学不久就与女同学们很合得来。我们常在课余时背诵谢先生教的散文诗词，互相讨论切磋。为准备校庆，我们要绣一幅画献礼，就请先生在白布上描画了给我们绣。先生还教我们女生唱昆曲。记得在全校大会上，几个女同学唱《牡丹亭》里的“游园”，先生吹笛伴奏，印象很深。

当时各校是否有统一的课本我不清楚，只记得达德学习的教材大都是先生选定的。课堂上，孝思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件事就是，他亲手选录了一些唐诗，自己掏钱石印，发给学生人手一册。这在女师是根本不会有的事。诗集自右至左竖行毛笔书写，深蓝色封面，左上方白底黑字《唐诗二十首》，典雅大方。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本是一位书法家，也不懂书法什么的。只因这是先生亲自抄录的诗，一手毛笔字很漂亮，拿起这本薄簿的线装书，自有一股书香气息，真是爱不释手。二十首都是七律，有的原已读过还背得出，但在听了先生讲解之后，才体会到其中深涵的韵味和含蓄的爱国思想。

先生上课不用讲稿，讲起来旁征博引，深入浅出，引人入胜。

例如王昌龄的《出塞》之一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经先生一讲，才明白此诗首句十分重要。原来《出塞》是一首乐府诗，是可以谱曲传唱的。“关山”、“明月”则是过去乐府诗写征人思归，思妇怀远常用的词。讲解时先生还举了另一些诗为例：“烽火城西百尺楼，黄昏独坐海风秋。更吹羌笛关山月，无那金闺万里愁。”（王昌龄）又李益的“回乐烽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笛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又杜甫的“三年笛里关山月，万国兵前草木风”等诗，以关山月、羌笛来表现家人离乱、役卒戍边、征人怀乡思亲的意境，感人至深。这是一层意思。先生说，这首《出塞》诗之为好诗，还在于它一开头就从远古秦汉的明月、关山说起，不是仅仅从眼前下笔，从而概括了千古兴亡战乱给平民百姓带来的苦难，使全诗有了一种雄浑苍茫的意境。再联系到当年日帝入侵，国民政府不抵抗，而失去了我东北三省大片国土，能不思量有个保家卫国的“龙城飞将”么？当然先生在谈这个观点时很含蓄，毕竟那是在“国统区”。

课堂上除了唐诗外，先生讲解的古文更多。《过秦论》、《报任安书》、《项羽本纪》、《吊古战场文》、《出师表》、《赤壁赋》……还有唐宋词和元曲等等。总之，先生的语文课使我对我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；还按先生的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，为我以后的文字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  不仅传授知识 更重培养品德
  第二件对我影响深远的，是孝思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。先生认为教育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，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，更重要的是教学生怎样做人，做一个纯真高尚的人。2001年我去贵阳祝贺先生九七华诞，临别时先生赠我一幅奇石画，题词曰：“磊磊落落”。这四个字是先生独立人格的写照，也是先生诲人不倦的箴言。

在达德学校时，先生是怎样培育学生品德的？他不是板起面孔来说教，要求学生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，而是精选一些文章加以深刻剖析而对学生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。 

例如，先生讲授的国文课中，有一篇《北山移文》。作者会稽人孔德璋，因鄙薄周彦伦的为人，写了这篇文章给钟山英灵，要求将它刻在山庭之上，借山灵之意不让此君再入此山。开头写道：“钟山之英，草堂之灵。驰烟驿路，勒于山庭。”按《古文观止》注，钟山即“北山”，文中说，周彦伦原来在此山隐居，表现甚为清高。后应朝廷之诏当了官，任满后入京觐见，复路经此山，孔乃借山灵之意拒之，不让周再进此山。

“移文”是古文的一种文体。近查阅新出版的“古文鉴赏辞典”，有对此文的注解说，周一直做官，并无隐居钟山之事，仅在钟山有一草堂，天热时偶尔去住。又说孔周二位乃是友人，此文为孔周之间的“戏文”，因文章写得好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。

文章深刻鞭笞周的行径，对其人品之虚伪揭露无遗。“世有周子，隽俗之士。既文既博，亦玄亦史。然而学遁东鲁，习隐南郭。窃吹草堂，滥巾北岳。诱我松桂，欺我云壑。虽假容于江皋，乃缨情于好爵。”文章描绘周氏先贞而后黩之态，淋漓尽致。

这篇文章先生讲解得非常仔细，我也听得十分认真，讲了几堂课才讲完。先生提起不久前英年早逝的胞弟谢孝慈，说他也很喜欢这篇文章，讨厌周氏这样的为人。孝慈在病中还要乃兄为他朗读一遍。先生兄弟情深，谈到此处，不禁唏嘘。课堂则鸦雀无声了。

先生的为人，正是学生的榜样。1982年我首次专程前往苏州拜望先生，闻知先生关心家乡建设，以耄耋之年还要经常回家乡探望。我冒然提问：以其如此长途跋涉，何不当年回贵州定居？先生说，本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生随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。当时曾有回家乡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打算。经与贵阳方面联系，贵阳国民党党部却提出要写一书面保证不参与进步活动。对此无理要求，先生愤然拒绝，遂在苏州落户。

1997年5月，我偕世则弟兰馨妹同去苏州拜望先生。

这时先生已迁居苏州新区。区里房屋似较旧宅花街巷稍好，主要是客厅宽敞了一些。正面悬挂着一大幅先生书写的横幅：

“摄生资八宝 振銮御六龙”。

先生向我们介绍说，这是黄齐生先生作的对联。孝思先生1930年代曾任达德学校校长，与前任齐生先生属同事，但孝思先生一惯尊黄齐生为师，在此联后注曰：
  此先师黄齐生先生联语也。先生以日光空气鸟声树色远山近水芳草鲜花为养生八宝，以学力识力才力胆力体力爱力为修生观人的准则谓之六龙。先生说八宝六龙精微圆通成一家教育哲学。余从先生闻之数矣，犹有未递，终生勉焉。癸亥正月初七 谢孝思

孝思先生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脊梁，而又虚怀若谷，令我益加敬佩。
  深感时政之需力倡“先忧后乐”
  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，江苏吴县（今苏州）人，当年范仲淹在家乡建了一个牌坊，命名“先忧后乐”坊，以倡为官从政之志，展忧国忧民之心，是件很有意义的珍贵文化遗产，也是苏州一处重要景观。十年浩劫中，此坊被砸烂。

1989年5月底我们课题组赴苏州调研，我去拜望先生，谈起他近来做的事情，主要是提出重建“先忧后乐”坊。先生认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于执政的共产党官员尤为重要。他已向有关部门建议重建此坊。有关部门回答说此项建议很好，就是没有钱。先生说，政府没有钱，我们自筹。我请问先生如何筹款？先生说有办法，我们动员本市画界卖画，将所得用于重建牌坊，有何不可？

据我所知，先生师母都是书画家，二老长年作画，但从来不卖画。作品除了展出、送人之外，全都收藏在家。这时为重建“先忧后乐坊”而卖画，表现了先生对时政之忧虑和远见，使我深为感佩。

关于重建“先忧后乐”坊一事，以后从先生来函得知，当时先生起草了发起卖画集资重建此牌坊的文件，交给了市委统战部，待阅后发出。以后，统战部对先生说：谢老，这个文件不要发了。市委研究认为，这样的好事，花钱不多，要让这些老先生来卖画筹款，太不好了。还是由市里拨款建吧。

几年后，去信向先生探问“先忧后乐”坊重建情况。先生回信说，牌坊已经建好。揭幕那天，十分热闹。社会各界人士、政府各方面代表和群众数千人参加。信中还说了揭幕剪彩的故事。开始当地想请党政领导剪彩，先生不同意。他们就请先生剪彩，先生也不同意。先生提出在本市找两个学习的学生来剪彩。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揭幕那天剪彩的是苏州两名中学生，真是别开生面。

先生来函还提到，台湾知道苏州重建了“先忧后乐”坊，要举行揭幕仪式，特地派了一个六十人的代表团来参加揭幕。那天，揭幕仪式非常隆重。台湾代表团表示，回去后要建议在台北也建一个“先忧后乐”坊。

“先忧后乐”坊建成，先生师母非常兴奋。师母刘叔华作诗纪念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：“功勋道德炳千秋，屈指推公流。最是一言应记起，先忧后乐古今讴。”

（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曾任上海《青年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哈尔滨日报》社长、总编辑等职。）

  全文/图转载自2015年11月20日《姑苏晚报》B14艺述